我国国民的读书状况

家庭藏书量是一个重要的精神文明指标，是一个家庭精神富足程度的象征，同时也折射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文化底蕴。根据本次调查结果推算，全国有藏书的家庭占六成左右，50万以上人口的城市非农户中有藏书的家庭占八成以上（83．1％），郊区农户中有藏书的家庭为55．6％，而广大农村地区有藏书的家庭则要低于50％。

图书阅读率，是每月至少有一次读书行为的读书人数与有效回答总体人数之比。本次调查结果表明，在有效回答总体中，有60．4％的人每月至少读一次书，即读书率为60．4％，有39．6％的人基本不读书。在50万以上人口城市的读者样本总体中，每月读书1－4次的人为48％；每月读书5－8次的人为19．1％；每月读书8次以上的人为33％。

进一步的交互分析表明，除户籍属性外，年龄、教育程度、职业身份和人均月总收入都与读书率有非常显著的相关，性别也与读书率有显著相关。

从性别看，男性读者的读书率（62．9％）要高于女性读者（57．6％）。

从年龄看，在18－39岁的年龄段中，年龄越小读书率越高，而在40－70岁的年龄段中，年龄越大读书率越高。

从文化程度看，显而易见，文化程度越高，读书率越高。

从职业／身份看，工人／商业服务人员（75％）、企业领导或管理人员（70．5％）、机关事业单位干部（88．1％）、一般职员／文员／秘书（89．5％）、专业技术人员／教师／医生（95．8％）、高中学生（88％）、大学生（96％）、离退休人员（63．7％）和其他人员（63．6％）都高于总体读书率（60．4％），而农民／农民工（48．3％）、公检法／军人／武警（45％）、私营或个体劳动者（58．3％）和下岗及失业人员（48．6％）都低于总体读书率。

我们进一步询问了不读书者不读书的原因，在近四成（39．6％）基本不读书的人中，称自己“没时间读”的为37．8％；其次为“文化水平低，读书有困难”的，占23．6％；再次是称自己“不习惯”的人，为20．8％，认为“没有可读的书”的人为5．6％，称自己“经济条件不好”的人为2．6％，“不知道读什么”的人为2．6％，认为“读书没用”的人只占1．7％。

从本次调查看，有近一半的人阅读是为了增长知识，开阔眼界，有近四分之一的人阅读是为了提高修养，有五分之一的人是为了掌握实用技能。

为了对阅读情况做进一步的分析，我们将最近半年的阅读情况与前一个半年的阅读进行了比较。通过比较发现，有25．6％的人阅读时间增加了，55．2％的人阅读时间与以前基本一样，19．2％的人阅读时间减少了。

在分析阅读时间增加的原因时，我们发现，46％的男性是因为工作或学习需要，而女性因工作需要阅读时间增加的为41．2％，有18．7％的男性称阅读时间增加是读书的兴趣增加，而因兴趣增加延长阅读时间的女性是16．6％。应当注意的是，女性受图书广告的影响远远高于男性，3．3％的女性因为广告的影响增加了阅读，而男性仅有0．2％。

联系图书与读者之间的桥梁有多个，不同的读者获取图书信息的渠道也不同，有的人喜欢逛书店、书摊，有的人则喜欢看报刊，本次调查对读者的选书信息渠道做了专门的了解。总体看来，人们选择图书信息主要还是自己去逛书店书摊和书市，而不是依靠媒体介绍。从城市样本看，依靠各类媒体取得图书信息的比例均高出总体样本的平均值，且接受因特网上的书评与推荐这种新的信息传播方式的读者三倍于总体样本的平均值，但习惯自己逛书店书摊和书市选书的人仍占56．1％。

通过进一步交互分析发现，不同文化程度的国民对图书信息渠道的依存是不同的。应当注意的是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国民，利用网络获取图书信息的人明显增加，特别是双学位、硕士及博士文化程度的国民，网上的书评和推荐是他们获取图书信息的重要来源之一。

从职业构成来看，不同职业获取图书信息的渠道是有很大差异的，如工人和商业服务人员，企业领导和管理人员获取图书信息的最主要渠道是自己逛书店、书摊，其次是依据报刊书评和推荐；而农民及农民工除了从书店、书摊获取图书信息外，电视广告成为他们获取图书信息的第二个重要来源。从纵向看，从报刊书评和推荐获取图书信息比例最高的是机关事业单位的干部和专业技术人员、教师、医生；通过电视书评和推荐获取信息比例最高的是高校学生和专业技术人员、教师和医生；通过网络书评和推荐获取信息比例最高的是高校学生，其次是机关事业单位的干部。从广告方式看，工人、农民、一般职员、私营及个体劳动者、初高中学生、下岗及失业人员等对电视广告比较关注，企业领导或管理人员、机关事业单位干部、专业技术人员、高校学生等，对报刊广告则明显关注。

阅读图书的来源是多种多样的，影响来源的因素也是多样的，有经济的、文化的、环境的等。从调查来看，读者阅读图书的最主要来源是购买，这是推动出版业发展的主动力。到图书馆借阅图书的比例仅有11．6％，从这一结果可以看出，我国的图书馆建设还不尽如人意。